2022年4月15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会议由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具体承办。

本次会议开场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学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主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第20期《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包括: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之相应,支付作为金融基础设施,承载了资金流、信息流与场景拓展的功能,能够在诸多举措中大有可为。例如,推动移动支付便民类创新向县域农村下沉,使得支付服务农民生活向服务农业生产、农村生态有效延伸,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的数字鸿沟问题。再如,在合规前提下,依托支付科技创新来改善消费金融与财富管理,服务于中等收入群体,同样也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重要层面。总之,从共同富裕的内涵甄别、到金融支持路径的梳理、到支付在其中的定位,都有众多理论、政策、实践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在开场致辞环节,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做致辞发言。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围绕“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发表了两点感想。

第一,支付清算是金融和共同富裕的连接点。一是从功能角度,金融有六大功能,其中包括支付清算、聚集资源和分配股份、收集和分配信息、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等功能,而支付清算是金融最根本的功能。二是从普惠金融角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首先需要提供支付清算便利,支付清算是连接实体经济和金融,连接广大居民金融服务需求和供给的枢纽点。因此,发展支付清算是推行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金融科技的发展提高了支付清算的便利性,是支付助力共同富裕的基础。

第二,金融服务共同富裕应当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寻找抓手。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就业,因此支付服务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服务于就业优先的宏观目标。当前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主体占重要比重,相比于大中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着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影响就业状况,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近年来出现快递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者,而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提供线上咨询类、智力类服务的灵活就业者。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中指出,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兴起,势必对传统产业和原有就业岗位造成冲击,而数字技术及其相互融合也会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未来将涌现出更多的灵活就业者。如果金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大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灵活就业者,就能有效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共同富裕是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因此创造劳动机会是共同富裕的第一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从而形成助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市场力量。支付清算支持共同富裕离不开金融科技的发展,当前众多学者从防范金融风险等众多角度研究金融科技,但金融科技的应用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未来需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

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围绕“维护支付安全,助力共同富裕”进行分享。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建立了全球最好的本土金融基础设施,境内支付系统的先进性、可靠性和规模化居全球前列。李礼辉认为,我国支付创新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互联网支付后来居上,惠及民生,并改变了全球移动支付市场的格局;二是数字人民币先试先行,可信可靠,有利于提升国内支付市场的品质。

李礼辉认为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护支付系统的安全,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隐私保护与数据资源开发。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动解决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一方面,高度数据集合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这种数据集中有可能会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和管理的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度的数据保护固然可以避免数字权利和数字隐私被非法侵犯,但也有可能影响数据资源高效应用和价值的发现,妨碍数据资源发挥应有的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要切实保护数据隐私,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应围绕以下三点:一是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与微观动力;二是如何划分数据资源固有的商业价值与数据挖掘应用产生的商业价值;三是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基本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商业利益。

数据安全是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产业发展的保障,应从以下四方面保证数据安全。一是国家支持数据开发利用,支持数据安全技术推广和商业创新;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和安全应用;三是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统计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四是形成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

第二,数字人民币的规模化。数字人民币是低成本、高效率、安全可靠的货币工具和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价值的实现是需要规模化的,具有持续增长的市场空间,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央行拥有实时、完整、结构化的央行数字货币流通数据,有利于实现货币供应的精准调控,达到更好的管控效果。数字人民币规模化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优化底层技术架构,实现规模化可靠应用;二是开发建设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字人民币融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人民币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才能把握住未来。

第三,国际支付安全。当前无论是作为全球支付货币还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人民币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美元。数字技术平等是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平等竞争的基石。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目前还是软件弱国。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自立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仍需借力,但应高度重视并主动防范潜在的风险。李礼辉认为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应是我国未来努力的方向。数字金融势必加深金融的全球化,在全球数字金融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主动参与并积极争取话语权,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努力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在主旨演讲环节,邀请到了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二级巡视员张俊伟,Visa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对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进行深入的思考。

刘峰: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围绕“以更高质量金融服务促进共同富裕”进行相关分享。他提出,共同富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答题”,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金融是国之重器,具有调节优化资源配置的强大功能,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金融支持,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代内涵,也是银行机构应该扛起的政治责任。

首先,银行业坚守初心,齐力助推共同富裕。在政策指引下,银行机构勇于担当作为,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数字化服务等方面深耕细作。

第一,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找准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一是紧盯重点领域,做大共同富裕蛋糕;二是紧盯薄弱环节,切好共同富裕蛋糕。

第二,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生态环境。一是不断下沉经营管理和服务重心,推动服务向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延伸;二是推动减费让利,进一步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聚焦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支撑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一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激活小微企业与“三农”信贷潜力;二是全面深化数字化应用,打造数字普惠发展新模式;三是持续优化服务渠道,提高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

第四,聚焦发展完善适老金融体系,丰富服务共同富裕内涵。一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破解老年客户在金融服务领域面临的“数字鸿沟”;二是稳妥开展金融创新,建立完善养老金融供给体系。

其次,银行业服务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银行业服务共同富裕,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金融供给体系不够健全、信用信息共享不够充分、农村金融环境不够完善、金融科技运用不够成熟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多层次特色化金融供给体系不够健全,一方面,供给主体不完善;另一方面,特色产品不丰富。第二,融资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不充分。第三,农村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第四,金融科技有效运用不够成熟。

最后,银行应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在新的发展阶段,银行业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经营目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助力共同富裕纳入发展战略的范畴。刘峰秘书长建议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第一,完善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第二,加强政策指引,激发银行业支持共同富裕的内在动能。第三,加强技术赋能,实现降本增效与价值提升。推进农村金融数字化发展。第四,进一步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稳步推进养老金融改革,一方面丰富第三支柱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养老金融改革。第五,厚植负责任金融理念,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孙学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围绕“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相关分享。

首先是共同富裕的内涵,其主要包括消费、收入、财富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消费,代表实际生活水平,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可以说生活水平是目的,收入和财富是手段;第二个层次是收入;第三个层次是财富。以上三个层次的调整难度逐渐上升,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流量长期积累变化会形成一个存量,收入可以通过一些增量方式来调,而财富调节的难度更大。三个层次的不均等程度也依次上升,一般来说消费的基尼系数或说其不均等程度低于收入,收入不均等程度低于财富。一般而言,收入与财富决定了消费,但其各自的不均等程度并非一定亦步亦趋。在一定条件和一些因素作用下,消费不均等与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是可以脱钩的,有可能在收入不均等扩大的情况下来实现消费的相对均等或者其不均等程度相对不变。在实际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美国在1980年到1998年期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上升的,而消费的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导致消费不均等与收入不均等脱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消费倾向,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不同收入阶层消费倾向的不同天然的会导致消费的差距不会有收入差距那么大;二是转移支付,将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自然影响各自消费;三是公共消费,现代社会中公共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公共消费与个人收入高低没有关系;四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尤其是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资源跨期配置问题,可以平滑生命周期前期低收入时期的消费和后期高收入时期的消费。另一方面是保险,可以防止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冲击。

 其次是共同富裕内涵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把控制和降低消费不均等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这既是出于其本身的重要性,也出于其可实现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冲突。二是扩大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中的相当部分具有保险性质,对于社会当中一些个人无法承受的风险,通过公共消费可以由社会来承担,这比拉平收入更具公平性。三是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降低消费的不均等程度不仅是数量性的,也是质量性的,关键是让低收入者也能够享受与高收入者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四是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作用,前面提到金融市场能够跨期配置资源从而在时间上平滑消费,这一效应在横断面上就是降低不同人群消费的不均等程度。

张俊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二级巡视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二级巡视员张俊伟分享了自己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几点认识。

张俊伟指出,共同富裕成为当下的社会热点,具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角度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所系;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和平发展。面对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生产能力扩张,要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只能眼光向内,从推动共同富裕、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功夫;从历史角度看,社会思潮的变化是“左”、“右”摆动的,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目前全球社会思潮已经“左转”,缩小社会差距、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已成为普遍共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从现实角度,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扶贫攻坚,我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需要有新的引领大家奋斗的旗帜。“共同富裕”就是替代“精准扶贫”、“消灭贫困”的那面新的旗帜。

张俊伟指出,对于推进共同富裕,中央的思路已明、方向已明、主要政策已明,关键是要做好落实的文章。去年秋季,自媒体曾经出现一些偏激的言论,导致社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出现偏差,对党的政策产生疑惑,使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出现了波折和扰动。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许多措施都涉及利益再分配,触及到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而对于共同富裕的简单的、机械的、片面的理解,也带来了大量的认识误区,从而加剧了社会紧张。推动共同富裕,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代表。要同时实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双重目标,需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搞好政策设计,既要有“有为的政府”,也不能损害“高效的市场”。

张俊伟认为,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要搞好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需要把握好如下四点:一是要牢固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不能全包,更不能替代市场,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做大社会财富蛋糕;二是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共同富裕。相对于政府,单个企业和个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之上推进共同富裕,才能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动摇;三是要提高政府效率、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推进共同富裕要求扩张政府规模、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只有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才能保证政府干预取得最好的效果;四是要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观念,提高全社会对共同富裕相关体制机制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降低制度运行成本。与此相对应,在开展共同富裕相关政策设计时,需要搞好平衡,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具体如:在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时候,要切实保障资方的合法权益;在保障小企业、消费者权益的时候,不能将资本及其代表妖魔化;在强化税收调节职能的时候,要广泛进行协商、提高决策透明度;在推出房地产税改革措施的时候,要对土地财政转型、保障地方财政平稳运行做出统筹设计;在强化社会保障功能的时候,要着力提高社会保障的运行效率;在增加公共服务的时候,要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在鼓励捐赠的时候,要尊重高收入群体的意愿,感恩捐助者的善行;等等。

于雪莉:Visa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Visa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认为小微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是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出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客户消费习惯的改变,使得小微企业开始运用数字支付和数字商务来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2021年的5月Visa在美国对中小微企业调研显示,大多数小微企业希望更好的应用支付创新和数字技术,受访者认为数字化是帮助其获客的一个关键,数字化创新能力有的时候比资金还要重要。

其次,普惠金在促进共同富裕中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指出要让金融科技发展成果更广泛、更深入、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植根中国三十余年,Visa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普惠金融的起步与发展。在普惠金融研究与倡导领域,Visa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于2020年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数字创新助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报告,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五大关键驱动因素的协同推进,分别是:包容的数字金融服务生态体系、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创新高效的数字技术,日趋重要的能力建设和金融教育、以及多元的国际经验融合实践。

作为一个全球支付技术公司,Visa的支付网络连接数十亿消费者和数千万家商户,其使命是通过创新、快速、安全、可靠的数字支付网络来连接世界,帮助个人、商业以及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数字经济大背景下,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将更好地推进“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未来,Visa希望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搭建更大、更安全的互联互通全球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在这一平台上建立各自发展的道路,使更多个人和企业分享创新的好处,实现共同富裕。

 

在圆桌讨论环节,邀请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业务研究部经理王建伟,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杜晓宇,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副院长朱太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炼对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本环节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周莉萍主持。 

王建伟: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业务研究部经理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业务研究部经理王建伟认为,共同富裕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将会经历一个由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共同富裕过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不断迈进的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体现不同的内涵和特征。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重要论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王建伟围绕“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的会议主题,认为本质上是两类不断发展变化的微观与宏观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问题。支付服务、渠道、产品、场景、市场等微观主体如何从底层逻辑、实现路径和具体措施层面,助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分配机制公平完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他从三方面展开谈了个人理解。首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企业支付服务的可得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通过支付服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的资金流转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支撑;另一方面,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助力支付服务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的提质增效。

其次,发挥现有支付渠道的可扩展性,助推公共金融便民服务的均等化。一是深度挖掘现有支付渠道价值,提升社会公众获得支付服务的满足感、幸福感;二是推动政府部门整合资源,扩大境内移动支付服务覆盖群体;三是逐步扩展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红利。

最后,提升服务“三农”支付产品的创新性,助力普惠金融体系发展。一是将场景共建作为构建金融服务生态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二是积极探索金融助农服务点发展新模式,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三是支付产品创新助力储蓄国债下乡,满足农村地区理财投资的支付渠道需求,发挥储蓄国债的普惠金融效能。

李振华: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

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认为,当前随着消费互联网的推进,国内支付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一是用户最多;二是国内移动支付价格全球最低;三是国内移动支付与许多平台融合,是目前从移动支付一直到整个金融服务领域涉及到的范围最广、最深的国家。

共同富裕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导向,支付主要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推进共同富裕。

第一,数字经济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移动支付助力了这些新经济形态的产生,从而促进了就业和促进了收入的增长。

第二,移动支付促进了一些灵活就业人口的就业渠道,实现了比较广泛的就业形式。个人、农户、电商等通过二维码这种介质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创业,极大的降低了创业经营成本。

第三,疫情冲击下,许多商家特别是头部商家产生支付数字化需求。支付宝和微信等支付机构,以小程序为载体,逐渐加快数字化的运营,除了提供基本支付服务之外,还提供了很多在线数字化经营的工具,包括数字化营销、运营等。这一过程中极大的增进了整个商业和企业端的数字化程度,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提升获客和经营能力。

第四,随着金融科技的推进,普惠金融实现突破。其背后关键是支付力替代数据对传统风控方式的补充,当前基于支付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支付交易、用户行为特征相关数据建立大数据风控模型,替代数据成为风控和触达用户的关键。

第五,目前支付机构或者支付平台引入一些创新方式鼓励公众捐赠个人资金,同时更多的机构提供资金参与捐赠,在实现第三次分配方面发挥作用。

杜晓宇: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杜晓宇围绕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进行分享。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包含帮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更广义层面上,还涉及帮助该群体获得摆脱贫困的技能和渠道。而提升居民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是帮助居民或者低收入人口实现广义上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手段,其背后往往离不开移动支付的支撑作用。一般认为,稳健并有效运行的零售支付体系与普惠金融之间存在关联性。一方面,提高零售支付的安全、效率和可得性,能够为个人、企业等各类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来诸多益处,尤其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等创新模式能够帮助商业银行等传统服务机构有效节约成本,将之前因为商业利润率较低而受到排斥的群体,进一步纳入正规支付服务体系中来。这是移动支付和普惠金融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其次,从非洲地区相关经验来看,移动支付创新应用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移动支付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家庭影响的相关研究发现:一是移动支付助力贫困家庭摆脱极度贫困,移动支付应用及代理机构密度的提升,使得2%(19.4万)的肯尼亚家庭摆脱了极度贫困状态;二是移动支付助力提高贫困群体抗风险能力,在突发性自然灾害中,坦桑尼亚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消费水平没有受到影响,不使用移动货币的家庭消费支出下滑了7%;三是移动支付助力实现更好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产出效率提升,在乌干达北部地区,移动支付的使用令居住在远离银行分支机构的个体经营者比例由3%提升至6%,使得肯尼亚妇女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提高了2-3%;四是移动支付助力投资和财富增长,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地区,移动支付的应用助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6%;五是移动支付改进移民汇款服务,提高贫困家庭生活水平,肯尼亚家庭通过移动支付方式收到的汇款使得家庭年收入增长了3-4%。

最后,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支付创新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疫情等突发性风险事件下全行业持续优化支付清算领域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减费让利措施,突出对市场主体纾困等各项帮扶措施;二是借助支付创新应用协同推动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数字化转型,让更多群体获得接入数字经济体系的机会;三是前端支付创新的应用和普及有助于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而金融基础设施性能的提高又进一步改善前端创新应用的基础性条件,为更多群体纳入数字支付和数字经济体系提供机会,二者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数字经济朝着高质量方向均衡发展。

朱太辉: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副院长朱太辉提出,应从“金融科技支持金融高质量发展”视角来全面分析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一是提供支付、清算等基础性的金融服务;二是支付为金融服务提供场景和数据赋能。他认为后一个方面对支付创新、金融科技发展更为重要,为助力共同富裕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首先,数字化转型下,支付清算为其他金融服务提供了重要的场景、渠道和数据支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发展和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在拓展场景、积累数据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但扩大了支付清算范围、效率和体验,同时与其他金融服务(如贷款、保险、理财等)产生了较好的联动效应,对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和共同富裕产生重要作用。金融服务是“人、货、场”的集合体,金融科技赋能的本质是通过推动客户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和场景(渠道)数字化,促进金融服务供应链的全面升级,并且优化了金融服务中的资金流、业务流和数据流。在这一分析框架下,移动支付与资金流、业务流和数据流密切相关,是金融科技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移动支付既是一项金融服务,同时也与其他金融服务甚至非金融服务相伴而行,对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其次,移动支付和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优化了金融服务的交易结构。在移动支付和金融科技的共同作用下,金融服务的业务流、资金流和数据流出现了“三流集中的演变趋势,金融科技服务出现了客户、数据和技术“一体输出”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于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监管套利、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防控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正因如此,近年来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加快出台,涵盖了非银行支付、互联网贷款、互联网存款、互联网理财、征信业务管理等多个方面。总体来看,当前金融科技监管坚持的是“金融归金融,科技的归科技,数据归征信”的总体框架,金融服务中的资金流、业务流和数据流将从“三流集中”转向“分流交互”,金融科技服务的客户、数据和技术将从“一体输出”转向“分流输出”。这些政策将会对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的业务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更加规范和更可持续。

最后,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需要更好释放支付清算对其他金融服务的场景数据支持。共同富裕要求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切好,是一个先经济发展、后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共同富裕大框架下理解支付创新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发挥支付机构支付、清算这一基础金融功能的同时,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如何创新移动支付的业务模式,守正创新,在拓展金融服务的场景渠道、强化金融服务的数据支撑、实现金融服务的“飞轮效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共同富裕。

程炼: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炼认为讨论支付创新助力共同富裕,需要围绕以下三点。

一是人力资本增值与保持。共同富裕不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更需要思考如何就业的问题,因为对于不同能力的人,不同类型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收入水平。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缺乏充足的流动性来覆盖寻找合适工作时期的生活费用,很多人只能从事不适合自身才能的工作,或者频繁从事各类临时性工作,因此无法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一些原本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员,在由于市场需求冲击而失业之后,也可能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无法长时间寻找原有类型的工作,只能转向其他工作,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失和收入的下降,并由于恶性循环而陷入贫困。支付系统能够通过积累的行为信息对于一个人的工作类型和技能状况做出良好的判断,基于此向处于待业期间的个人提供贷款和其他流动性援助,帮助其获得更为适合的工作,有助于人力资本的保持和增值。

二是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代际间的贫困传递,即由于贫困家庭无法为子女提供理想的教育和社会网络支持,导致其下一代陷入贫困的概率增高。虽然目前国家有奖学金、助学贷款等支持手段,但是仍不足以覆盖贫困家庭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上述资助被不够资质的人员所领取,或者被用于资助目的之外的消费等情况屡有出现。通过对于支付行为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对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状况进行判断,同时也可以通过相关资助的支付控制来确保它们被更好地用于教育以及其他提高能力的途径。

三是知识共享。研究显示,贫困不仅是由于缺乏技能,还在于它使得贫困者仅仅关注短期的收入问题,而忽视了能力积累和其他可能提高收入的机会。因此,在为贫困者提供资金与流动性支持的同时,还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提供有助于其提高技能和收入的相关信息,包括相互之间业务与生活经验的共享,开拓其视野,而这是智能支付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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